尽管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与其他蛇形浮动机制成员国的财长相比，德国财长阿佩尔算是比较支持法国财长福凯德，但德斯坦后来还是对施密特抱怨说，德国人妥协的意愿比我们预期得要低。法国政府怀疑，德国不愿协助法国的原因之一，是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来支持法郎汇率，会压低马克对美元汇率，从而影响德国实现对抗通胀的目标。
德国总理公开批评戴高乐主义者的政策之后，施密特和德斯坦政府的总理雅克·希拉克发生公开争吵，两国关系进一步冷淡。年8月，德斯坦任命雷蒙·巴尔接任希拉克。巴尔拿出新的经济稳定计划，波恩政府对此却依然表示怀疑。
西德驻法国大使向国内报告说：德斯坦试图“实现内外部稳定之战斗努力”已经“晚了，或许太晚了”。几天后，德斯坦和巴尔联名给施密特一封信，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所留下的遗产就是给欧共体蒙上浓厚阴影。当德法之间的争吵严重影响欧洲经济前景之时，盎格鲁-日耳曼之间试图恢复良好关系的时机却成熟了。
年3月，英国首相威尔逊意外辞职，继任者是前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卡拉汉。他曾经担任英国贸易同盟官员，二战时期是海军军官。年英镑贬值事件让卡拉汉内心深受伤害。作为处理货币汇率问题的老手，他一上任就立即开始解决英镑弱势难题，英镑面临的困境很自然促使卡拉汉与施密特密切对话，况且卡拉汉担任外交大臣时，就与施密特建立了良好关系。
年，施密特与卡拉汉精心策划了一出好戏。卡拉汉期望与西德达成双边协议，以解决英国外汇储备反复面临的流失风险，因为外国中央银行随时都可能将存放于伦敦的英镑头寸转走。
卡拉汉希望西德利用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外汇储备给英国提供信贷支持，从而为英国外汇储备建立一个安全网。之后，英国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更大规模的贷款。施密特的回应是德国有可能提供实质性信贷支持，类似当年给意大利的信贷支持。
不过，他颇有预见性地告诉英国人，“当我们准备作出这样的决策时，我和中央银行之间就会出现大麻烦。”年10月里，施密特和卡拉汉之间频繁交换意见，结果仅仅是德国对英国表示口头支持而已，施密特建议动用整意志联邦银行的部分外汇储备，给英国提供大约1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
然而财政部长波尔和德意志联邦银行都反对这个方案.“波尔强由是：只要德意志联邦银行反对，政府就毫无办法。德英之间的货市协南以道密特酱卡拉汉的一封信而告终。施密特的信充斥着正统的经济理论，显然是德意志联韩银行的思。信中宜称：“英国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基础绝不能来自外部，而必须来自大英帝属身。”
卡拉汉深感失望，却不觉得惊讶。自此之后，卡拉汉对欧洲货币汇率合作的立场就开始强硬。最终英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贷款协议，并给英镑头寸建立了安全网。施密特和卡拉汉之间依然维持着相互尊重的礼貌关系。不过，试图建立特殊德英货币关系的愿望却去如黄鹤。
当英傍所需的国际信贷支持日趋完成之时，英国前财政大臣准备前往布鲁塞尔，与德斯坦和施密特一起，在欧洲货币体系创建中发挥关键作用。他就是罗伊·詹金斯，一位全心全意的亲欧派。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曾与英国工党的反欧共体立场人士发生激烈争吵。
现在，他来到欧洲决策中心，成为欧洲委员会第一位来自英国的主席。20世纪60年代的英镑危机给时任财政大臣的詹金斯留下非常痛苦的回忆，强烈支撑着他全力实现货币稳定的愿望。他深刻洞察到欧洲面临的经济问题与浮动汇率之缺陷有着直接联系。
年1月，詹金斯在布鲁塞尔接替另一位前财长（法国前财长）、戴高乐主义者弗朗素瓦一泽维尔·奥托里,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奥托里则留任欧洲委员会委员负责货币事务。詹金斯一上任就宣告“最近以来，欧共体成员国各行其是、自搞一套，已经走得太远了”，并立即着手给欧洲货币改革注入一种崭新的精神。
欧洲货币合作遭受一系列挫折之后，人们对当时的货币局势普遍感到不满和不舒服。7年2月，当法兰西银行总结英镑、法郎和里拉的汇率浮动经验之时，不禁抱怨道：“欧共体的蛇形浮动机制特征已被大大削弱。如今，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德国马克货币区。”
詹金斯告诉欧洲议会，欧共体面临的许多紧迫经济问题，譬如农业问题，皆是源自“缺乏迈向经济货币联盟的合适方案”。”然而，欧洲委员会其他成员却认为詹金斯激进的观点过于雄心勃勃、不切实际。他的前任奥托里称这个英国政客的想法“政治上极度荒谬”。”
但是，詹金斯不为所动，矢志前行。7年10月，詹金斯发表报告，呼吁货币一体化。报告充满生动的比喻，“货币联盟将为欧洲开创一个价格稳定的新时代，欧洲将与目前周期性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彻底决裂，我们必须改变对货币联盟的思维模式，让我们想想跳远运动员吧，他开始连续迅跑，随即加大步伐，增加动力，最后奋力一跃。欧洲货币联盟的创建必将是这样的飞跃。”
欧洲财长们对詹金斯的设想表示怀疑。但是詹金斯的倡议却契合了波恩和巴黎的政治氛围。出于不同的原因，德斯坦和施密特都开始极力准备重启欧共体早已分崩离析度市合作进程。施密特的动力来自对欧洲经济持续放缓的深深忧患，以及对美国新任花洁米·卡特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极度不满。卡特内心深深植根于美国清事衣业地区。
施密特轻蔑地称他为花生农民”或“马车夫吉米”。“荷兰央行行长铁斯管经说：“施密特对卡特非常担心，认为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傻子。一旦德国人开始担心美国人，他们就转而求助法国人。”法国政府对德国货币势力的忧虑则与日俱增。年10月~7年8月间，蛇形浮动机制出现一系列货币贬值之后，德国的货币势力和法国的担心愈发突出。
年6月，在德法部长级会议上，法国总理巴尔强烈要求德意志联邦银行下调利率，”声称这将有助于巴黎政府赢得选举。”波恩驻法国大使非常清楚巴黎面临日益严峻的政治难题。他如此描述法国人对德国的势力和政策为何高度敏感，“因为法国觉得自己的地位越来越不如德国。”
7年12月，欧洲各国领导人决定重启欧洲货币联盟进程，指示各国财长透彻研究欧洲委员会的最新方案。然而，德法之间的内在冲突却依然故我。8年2月，法兰西银行外事部门列出一系列阻碍法国重回蛇形浮动机制的因素，并指责“专横跋扈的马克”让德国对欧洲货币局势拥有过分的影响。
德意志联邦银行最初对施密特和德斯坦的货币联盟计划也持怀疑态度。不过，德国政府和央行之间已经有了充分协调，8年下半年尤其如此。况且，在确立货币联盟方案的决定性时刻，德意志联邦银行确保了货币联盟未来的最终成果将携刻上自己独一无二的标志。
有两个关键人物，确保了中央银行在欧洲货币联盟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都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货币动荡年代的资深官员。7年6月，克拉森退休，奥特摩·埃明格尔继任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西德政府同时任命波尔加入德意志联邦银行，担任埃明格尔的副行长。在财政部工作4年半的时间里，波尔与施密特建立了密切关系。
施密特认为波尔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人，他的分析视野和架构比埃明格尔和首席经济学家赫尔穆特·施菜辛格更加开阔。与这些人相比，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来自央行外部，这意味着他的行事规范和标准不受德意志联邦银行那些清规戒律的约束。”
“然而，一进人法兰克福的央行大楼，波尔就开始展示德意志联邦银行那传奇般的独立性。他后来说：“施密特可能会想，一旦我加入德意志联邦银行理事会，我会因为尊重致府而支持他。事实却并非如此。”几年后，施密特证实了他对波尔立场转变的深深失望，而且是以一种近乎荒唐、曲解的低调方式来表达他的失望和不清，“其实波尔就任央行副行长之前，对德意志联邦银行持有更多的批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