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付诸行动了，具有战斗精神的汉密尔顿就不会停下。猜到汉密尔顿即将发表公开信，联邦*骨干疑虑顿生。乔治·卡伯特告诉汉密尔顿，对亚当斯谨慎又不失温和的批评会让胜利的天平向平克尼倾斜，但要联邦*人废弃亚当斯只恐为时已晚。他担心汉密尔顿的过激行为会引起猜忌和纠纷。“尽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从揭示亚当斯的不当行为中获得一些利益，”卡伯特写道，“我仍认为您不应当把个人声誉押在这场斗争中。这会让对手得渔翁之利，并指责您是一名危险分子。”左右摇摆的沃科特也提醒汉密尔顿，他的信可能会引起联邦*人的分裂，但汉密尔顿并没有被吓住，还是义无反顾发出了他的信。汉密尔顿似乎没有预见到自己反对亚当斯的文字会弄得满城风雨。
起初，他认为这只是一封会流转于新英格兰和南卡罗来纳州联邦*权势人物之间的私人信函，他希望那里的选举人能够帮助平克尼战胜亚当斯。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黎明报》和其他图谋不轨的共和*报纸很快就获得了他的信，并节选刊登在报纸上。他们是如何获得汉密尔顿的信件的呢？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是伯尔拿到了一封信件的副本，有选择地向报刊提供了节录。事实上，披露玛丽亚·雷诺兹宣传册的那个约翰·贝克利很可能是向《黎明报》输送消息的渠道。共和*人知道，发表汉密尔顿的信件会加深联邦*内的分裂。贝克利幸灾乐祸地看着汉密尔顿的失误，并希望给他的前程致命一击。
“他妄图篡夺华盛顿的*事指挥权，掩盖丑恶的罪行，他的生命必将在耻辱中终结。”贝克利对一位朋友这样说。[18]亚当斯的外甥威廉·肖（WilliamShaw）证实，那封信函“立即被送给身在费城的前众议院书记员贝克利，他将其中的节录发表在《黎明报》上，首次向公众披露了这件事”。[19]那些出现在《黎明报》和其他共和*报纸刊登的摘要迫使汉密尔顿改变计划，以宣传册的形式公开发表自己的信函。他更希望人们能阅读整篇文章，而不是敌人别有用心的节选。此外，汉密尔顿也把这些文字作为对亚当斯未回复质问的一种反击。因此，与惯用的匿名做法相反，汉密尔顿这次大胆地署上自己的名字。
这份54页的宣传册在年10月24日发行，汉密尔顿当时正在奥尔巴尼的纽约最高法院参加一个案件的辩论。现在这些文字已经在全国人民中传播了，而不是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在“雷诺兹宣传册”中，汉密尔顿暴露的仅仅是自己的有勇无谋；在亚当斯宣传册中，他却同时展现了自己的错误判断和亚当斯的反复无常。麦迪逊兴冲冲地致信杰斐逊：“我们欢庆吧，共和*人或许会大获全胜。”[20]《黎明报》的主编威廉·杜安更是欢呼雀跃，“对相关*派而言，这一本宣传册的杀伤力就超过了美国所有报社员工的努力”。[21]联邦*人对汉密尔顿的糊涂行为目瞪口呆。诺亚·韦伯斯特说，汉密尔顿的“野心、自负和傲慢”，让他有成为“这个国家的枭雄”的危险。
对宣传册的咒骂声在几代人甚至在最崇拜汉密尔顿的人中间都余音不绝。亨利·卡伯特·洛奇将这封信诋毁为“一件冲动之下的荒唐事，在紧锣密鼓且前途未卜的总统竞选行将开始之前，做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疯了”。[23]《汉密尔顿关于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先生公共行为与品性的信函》，是对亚当斯私人生活和总统职责的无礼审查。作者称，他曾欣赏亚当斯：“无数人崇敬亚当斯先生在革命初期的作为，我也不例外。”[24]然而，18世纪80年代初，汉密尔顿在国会任职期间，亚当斯的光环消失，因为后者“不幸”表现出“一些令人遗憾的弱点，一种是极端的自负，一种是足以让任何人失色的嫉妒”。
汉密尔顿把担任总统后的亚当斯描述为“一个是与非、才智与荒谬的复杂混合体”。[26]尽管承认亚当斯是一个不错的理论家，但同时批评了他在处理对法关系时出尔反尔的行为，叙述他怎样凌驾于内阁之上，以及对詹姆斯·麦克亨利“充满羞辱的非难与苛责”汉密尔顿不满足于列举亚当斯对*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开始倾倒个人宿怨。他抱怨说，总统在华盛顿去世之后不任命他为总司令，并引证说：“亚当斯先生肆无忌惮地对我恶意凌辱……称我丧失了一切道德准则……并且诬蔑我是‘英国*’的领导人。”[28]如此专门的申辩让汉密尔顿显得小肚鸡肠，更像一个藏怒宿怨、斤斤计较之人，而不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领袖。宣传册的最后部分似乎尤其荒唐。
在抨击亚当斯的不端行为后，他又支持亚当斯连任总统，并建议选举人在亚当斯与平克尼之间公平投票。他预言，如果联邦*人团结起来支持二者，那他们一定能“把忠诚的联邦*人确信不适合参选的第三个人排除在外”，矛头直指杰斐逊。[29]对于一个有着汉密尔顿这般无与伦比的才智的人而言，这篇文章是一部疯狂的拙作，只是一纸怨言而已。然而，无法否认，汉密尔顿对亚当斯的素描全部来自他的见闻。亚当斯并不像汉密尔顿断言的那样已经“发疯”，但他的确放纵自己做出有失体统的行为。
这些行为中，有胡说八道的疯话，有诅咒，有下流的评论，还有失去自控能力的情形。汉密尔顿引用杰斐逊、富兰克林和其他一些人对亚当斯的私下议论，并综合了内阁成员和其他联邦*人所目击的有关亚当斯的古怪、善变的行为。约瑟夫·伊利斯写道，尽管汉密尔顿有*治偏见，但“他提出了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长久以来萦绕在亚当斯的名声周围的问题：如果一位开国元勋在性格稳定性上有极大的缺陷，人们会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