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基督的福音没有传播到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可能还在丢弃女婴,女人可能还在裹小脚。连胡适之这样敌基督的读书人也承认,如果没有传教士,中国人永远不会尊重女人。
我想说的是,人生需要一些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判断力。基督的福音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有限带进文明世界,这是一个事实。仅仅需要最简单的判断力,就能够看见这一点。
在一个人的观念秩序重建的意义上,所有的道理都只是道理,所有的规律只是规律,所有的常识只是常识。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即使我们已经把嘴唇说破,也完全不能说服他人。这些年每逢困局与乱象,都有人在强调要尊重规律,都有人在呼喊常识,但真正把规律和常识当成行为规则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都是凭着本能与激情,将某种明显的错误努力推进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人性的顽梗与无知,超出我们的想象。
圣经说,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当又真又活的上帝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我们才能获得生命更新的能力。反过来说,只要我们不承认又真又活的上帝此时此刻就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就没有任何更新的可能。
即使我们把上帝两个字刻在脑门上,即使满大街都刻着正确的道理,即使此时此刻这个世界的规律与常识像大海一样在我们面前铺陈,我们这些愚蠢又顽梗的人,依然还是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把我们的骄傲,愚蠢和无知进行到底。
事实上中国谚语有所谓“人在做,天在看”的警示。然而生活中我们很难发现真实意义上的敬畏之心。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天真的在看吗?这是个问题。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人们更愿意相信一句狂言: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与我们的语境有所不同的是,当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面的陈述,当上帝作为“公正的旁观者”常驻在一个人的心灵之中,真实意义上的人类,终于开始考虑重要的伦理命题,终于开始思考,作为一个人,到底应该在这有限的一生之中如何做一个文明的人。
我反复说过一种历史的事实,当年亚当斯密出版《道德情操论》之后,整个英国几乎人手一本。那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因为那个时代的英国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拥有伦理之美的人。可叹到我们这些中国人这里,这本书已经是一本难以读进去的学术著作。
我想说的是,真理并不复杂,真理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每个有信心的人都可以抵达。上帝与我同在!这是文明之人和野蛮之人惟一的分水岭,惟一的判断基准。
所以我们要大大方方地说出,当你承认上帝就住在你的心里,你就是一个文明人。当你不承认上帝就住在你的心里,你就是一个野蛮人。
事实就是这样,无论你的话语多么动听,无论你的知识多么丰富,无论你的地位多么高迈,只要你不承认上帝此时此刻就在你的心里,你就是一个野蛮人,一个无底线作恶而且理直气壮的垃圾之人。
这样的判断基准适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社会,任何时代。
因为写诗歌的缘故,我对诗人穆旦做过详细的了解和研究,知道他和巫宁坤先生是文学知己,生活上的朋友,知道他们一同回到故国,一同遭遇磨难。不同的是,穆旦很早就带着罪犯的标签离世,而巫宁坤先生则在晚年离开故国,得享安逸。
这样的故事,令我长久沉思。穆旦的诗歌是真的好,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诗歌是现代汉语诗歌产生以来最好的诗人。我认同这个判断,而且由此我相信巫宁坤先生的文章也应该很好。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也依然没有愿望去阅读巫宁坤的《一滴泪》,处在某种拒绝阅读的状态。
说实话,那个时代的读书人都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和我们一样,顽固的陷在“治国平天下”的观念秩序里,并且把故国解释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如果仅仅从肉体来看,一个人的身体的方向的确是归于尘土,人们有理由把这里的尘土解释为故乡与祖国。但一旦我们直面驿动的心灵,直面我们的灵*,我们的想象力就变得极其短视和苍白。
简单判断力的丧失让一个人走向彻底失败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所谓博学的中国书生和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夫村妇,没有任何观念上的区别。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傅雷,钱钟书,穆旦、巫宁坤这些文化人的悲剧。在可以预见的时间之内,他们的这种人生悲剧还会一代代复制,一代代繁衍,每个人都生不如死,但每个人都缺乏基本的反思能力。
我们陷入到一个巨大的诅咒之中,但我们自己却享受着这种诅咒。奥古斯丁说,“我们是享有还是缺少这伟大而又真实的善,取决于我们的意志(论自由意志,卷一,12)。”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相反。所以奥古斯丁继续说到,“所有意愿过正直高尚生活的人,若他们有这样的意愿,只靠意愿就可以得着(同上)。”
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必定陪伴着幸福生活之意志的正当生活之意志。”
按照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辨析,我想我可以提出三个观点:
其一,巫宁坤先生去世,哀悼之余要反思。读书人在大方向上出现判断错误,主要原因是迷失了真理,观念秩序出现“中途困境”,误把地狱当天堂。
什么是“中途困境”,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在我有限的阅读与沉思之中,我想试图搭建三座帐篷的彼得,曾经陷入过这种“中途困境”。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看见盛开的郁金香,看见他领导的国家如此美好,也理所当然地陷入到中途困境之中,以至于倒地身亡。
在我的思考框架里,“中途困境”是一个类似于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式的思辨课题,需要我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沉思。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种无所不在的“中途困境”,那么所有关于巫先生的哀悼,都不过是我们的牢骚与愤怒。我们借着巫宁坤先生的过世,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巫宁坤,这样一个存在过的生命,最后的价值是成为我们愤怒的道具,由此我们再一次陷入到自我为义的困境之中。
其二,一个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主动深陷地狱,这是他自己的自由意愿与自由选择。因此,对自由意志的辨析才是真实的辨析,单向度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并不足以让我们摆脱困境。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是我们自己的意志所孜孜以求的。如果说奥古斯丁所说的“只靠意愿就可以得着”是一个真理式的表述,那么我们的生活意志就处在相反的状态,即多年以来我们不愿意获得幸福的生活,我们把短视当成了粮食,把腐朽当成了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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