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1日至3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北京大学礼学中心协办的第七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以“古典与现代”为主题，围绕“中西经典与解释”“中西古典文明史”“中西方现代性起源”“古典学与现代性之关系”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会议期间，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甘阳是古典学专业委员会首任副会长，曾在年推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承办了第一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在这篇访谈中，甘阳谈到了古典学在现代中国的沉浮、古典学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中国通识教育运动的近况、独立自主的学术共同体的意义、中国古典学的界限、古今中西之争在当下的意味，同时他还谈了对施特劳斯、罗尔斯，以及西方社会现状的看法。
甘阳，摄于年4月30日。
您能先简要回顾一下古典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近年兴起的背景吗？
甘阳：
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十九年，新世纪这头二十年颇为奇特地见证了古典学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兴起过程。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往往也是最好的老师和学生，日益表现出对中国古典和西方古典的强烈兴趣。年以来，国内不少大学都开设有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课程，同时对传统中国经学感兴趣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这些从前都是很冷门，很少有人问津的，但现在，“转向古典”已相当普遍。甚至“古典学”这名词似乎很高大上了，连带着，被搞臭了近百年的“经学”也香起来了。现在到处都有自称做经学的，多到搞不清到底什么是经学。凡事一时髦就不是好事情，较早对古典学感兴趣的直接原因，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冲动是很多人日益厌倦现代世界物欲横流的喧哗吵闹，古典学相对是比较安静的学问，想安安静静做学问的人比较自然会喜欢古典学，并希望通过古典学回归到文明源头，回归到人文源头。所以现在确实有必要问，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意味着什么，今后又会走向什么方向。
就大学体制而言，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一个有趣甚至有点奇怪的现象：中国的大学，不论内地大学，还是香港、台湾的大学，以及新加坡的大学，其学科基本是完全按照西方大学的学科而建的，几乎所有学科都一一对应，唯独有一个学科或一个系是西方大学都有，而中国大学都没有的：这就是古典学系。这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不是古怪，是深刻反映出一个问题。所有欧美大学都有古典学系，表明西方古典文明被现代西方看成是西方文明的命根。至于古典学在中国大学的缺席也不难理解：进入现代以来，我们就是想现代，不觉得古典还有任何意义。我曾经多次说，中国现代大学是没有自己的文明根基的，而是嫁接在西方大学体制上，但没有自己文明根基的大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大学的，至多只能成为人家大学的附庸。
晚清大学改革，第一个方案是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做的八个科目，其中第一科就是经学，亦即中国的古典学；但到年，辛亥革命第二年，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就把“八科”变成了“七科”，直接去掉了“经学”，中国古典学被彻底否定了。民国的时候，傅斯年年创办史语所（InstituteofHistoryandPhilology），说起来是受德国比较语文学影响的。但问题是，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明确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也就是说，他是在根本否定中国古典还有任何现代意义的前提下来研究中国的过去的。他们研究的是死去的“古代”，不是“古典”。说起来，中文的“古典”不同于“古代”，“古典”之“典”有典范的意义，而傅斯年他们这一代是绝不认为中国古典还有任何文明典范的意义和价值的。他们也不认为中国古典还有任何教育现代人的意义，因为他们首先都是彻底反传统只要现代的人。
《奏定学堂章程》
傅斯年
新世纪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就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讲，是一个中国文明的内在冲动，是我们这一代人强烈要求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明的冲动。我们与民国那一代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古典学的态度，我把我们的态度概括为“尊重古人的智慧”，认为古典包含对中国文明传统有奠基作用的深刻智慧，而傅斯年顾颉刚那代人当然是否定鄙视古人的智慧的。顾颉刚自然认为他比孔子老子都高明。我觉得在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是我们对现代的看法。我们这一代不会再有那种肤浅的进步主义，似乎新的就是好的，不会再用那么肤浅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在对古典的重新认识背后，其实是我们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隐含我们对现代性比以往更深刻的理解，就是现代性本身是充满了问题的。我们绝不会简单地用古来否定今，我们不会那么傻，但我们也不会更傻地简单用今来否定古。我们愿意而且认为非常必要用更虚心的态度去认识“古人的智慧”，特别是在中国文明崛起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明的高深智慧。也因此，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再像傅斯年顾颉刚他们那样，仅仅把古典的东西当成一种材料，仅仅是史料，而是认为中国古典的智慧对于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具有深刻的意义。也因此，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专门的古史研究，而且更关心古典在当代大学教育体制中应有其重要地位。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关心的是古典学，无论中国古典还是西方古典，能通过大学通识教育而成为普通大学生的精神文化资源，能成为中国文明崛起的源头活水。没有古典就必然肤浅，因为没有古典就没有伟大的文明。
您接着谈谈古典学和通识教育的关系？您本人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主要受哪方面因素的影响呢：施特劳斯派的理念，英国浪漫派对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还是您对美国通识教育的直接观察？
甘阳：
过去十五年来，中国内地大学的通识教育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我把它称为“运动”，因为它原先不是官方推动的，是我们下面老师学生自己做起来的。很长时间“通识教育”这个词都不被承认，甚至遭到否定。年我开香山会议
（中国文化论坛首届年会）
，当时还有把“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对立起来的声音，我一直主张和稀泥，不要在乎名词，重要的是上什么课，做什么事。现在已经很不同，通识教育已经成了国家最高教育政策。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实行“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这个提法非常到位，把通识教育提得非常高。
《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甘阳、陈来、苏力主编，年6月第二版，页，58.00元
我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和芝加哥大学对我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特别是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那一代的理念，在通识教育上强调以古典和经典著作为核心，常被称为“伟大著作（GreatBooks）模式”的通识教育。我一再强调，美国通识教育最值得中国人重视的不是它的现在，而是它的早期奠基。因为我觉得中国人一定不能只跟时髦，而是要看长远。今年正好是美国通识教育一百年：年哥伦比亚大学是公认的美国通识教育起点。这个起点其实就是和古典教育在美国的先衰落又复兴有关。因为二十世纪以前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这些都是以古典教育为核心的，要考希腊文和拉丁文才能入学，但年后转向现代大学的过程中，美国各校先后废除了这些古典学入学考试要求，类似于民国废除经学教育，意味着古典教育的衰落。但年前后，哥伦比亚大学一些教授开始用现代英语来教授西方古典著作和经典著作，结果大受学生欢迎，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的起源，可以说美国通识教育的初衷就是不要求古典语言训练的古典学教育，实际是在现代大众高等教育基础上更加普及了西方古典文化。哥伦比亚的通识模式基本成为全美通识教育的母版，必读的书一定包括英译的古希腊史诗、悲剧、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维吉尔和奥维德，接下去是但丁、马基雅维利、莎士比亚、霍布斯，一直到马克思和韦伯。芝加哥模式可以说是哥伦比亚的强化版（部分因为芝加哥是一年三个学期），而后来年以后的所谓哈佛模式则是弱化版。美国通识教育的正宗是哥伦比亚-芝加哥，不是哈佛。差别在哪？哥伦比亚、芝加哥、斯坦福大一全部新生开的是一样的课，课程必读的经典著作是指定的共同的——这个叫通识教育，强调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