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规模、经济激励与策略性公共政策
摘要:
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职业政治家会对（连任）选举和经济激励作出反应。本文通过分析当地官员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对外生的城市人口门槛所附带的经济激励（增加当地议员的数量和薪酬）作出反应，为检验经济激励理论做出了贡献。回顾城市经济学和公共财政领域的文献后，作者认为，当城市人口规模接近使当地官员薪酬增加的人口门槛时，官员们可能会策略性地调整财政和住房政策，以刺激移民。采用-年个比利时城市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接近重要人口门槛的城市往往会降低当地税率，并授予额外的房屋建筑许可（尤其是公寓）。
作者简介：
KristofDeWitte，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鲁汶大学
BennyGeys，挪威商学院
NannaLauritzSchnhage，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文献来源：
Kristof,D.W.,Benny,G.,Lauritz,S.N..().Strategicpublicpolicyaroundpopulationthresholds.JournalofUrbanEconomics,,46-58.
本文第一作者:KristofDeWitte
地方政府官员（即市长、市政委员会委员与市议员）的薪酬会随着城市人口规模达到特定的门槛而增加，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许多国家，如比利时、巴西、意大利、罗马尼亚和美国。由于这些门槛通常是在更高层级政府设定的法律框架中制度化的，因此它们被视为地方决策的外生变量。也正因如此，它们可以提供一个有趣的环境来比较略高于和低于人口门槛的管辖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果，从而决定当地政治制度的变化。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特定的人口门槛下，职业政治家薪酬的增加具有高度的制度化和可预测性，即便这可能产生不太有利的影响。但归根结底，金钱很重要，对职业政治家也是如此。以往的几项研究确实强调，政治家的薪酬在候选人的自我选择以及当选后的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地方政客——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具有正的货币边际效用，他们可能有个人的、经济的动机，将自己管辖的城市人口规模设定在人口门槛的理想一侧，因为这意味着更高的报酬。
利用-年个比利时城市的数据，作者的主要发现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作者使用传统的密度检验（McCrary，）发现围绕重要人口门槛聚集的证据有限。然而，尽管门槛处的密度没有明显的结构性突变，我们确实观察到阈值周围的密度有强烈的上升趋势。这表明，地方政府可能无法在人口门槛右侧准确地调整人口规模，但是他们可以——而且显然这样做了——将人口规模大体上控制在门槛右侧。
其次，改变住房和财政政策——以刺激移民——是使人口规模超越门槛的重要手段。更具体地说，接近人口门槛的城市会降低其财产税和所得税税率，并批准更多的住宅建筑许可。对公寓建筑许可的影响尤其强烈，这反映出相对于单户住宅，分隔式建筑允许更快速的短期人口增长。
第三，作者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接近人口门槛的市政当局在策略上选定了他们的住房和财政政策实施的时间。自年以来，由于选举年的1月1日是记录相关人口统计的“最后期限”，年后的这段时期（在年之前，每年都是“最后期限”）的政策转变似乎出现在六年选举周期的早期，以解释公众对政策变化反应的时滞。
最后，作者观察到，公共政策的策略性转变，至少在住房政策方面，只有当现任市长希望在下一次选举后重新掌权，从而从跨越人口门槛中获益时，才得以实施，而下一次选举是她通过人口门槛的个人经济动机最强的时候。
比利时的城市人口门槛制度
表1展示了比利时的城市在达到特定的人口门槛时，立法规定可以拥有的市议员与市行政委员会委员的个数，以及相应的市长的薪酬水平。在表1第一列所列的众多人口门槛中，作者挑选了17个重要门槛并加粗显示，之所以选定这17个门槛，是因为在达到这些门槛时，市议员的数量与市长的薪酬水平会同时提高。
变量与数据
本文使用的变量，包括各城市的人口规模、迁入与迁出情况、性别与年龄构成、实际人均收入、实际人均净资产租金估值、当地收入与财产税率、总人均公共支出、批准新建建筑物许可数，以及年后个市长的任期资料（覆盖了97.5%的城市面板数据）。
图1分别按照立法年限与选举年限分类，展示了城市人口规模在门槛附近变动的情况。数据表明，在观测到的次变动中，跨越人口门槛的现象占了大多数（个，占84%），即便在剩余的59次人口缩减中，83%的城市也在观测的末期重新达到了之前的人口门槛。
表2估计了刚好低于和高于主要人口门槛的城市在几个社会人口特征方面是否相似（使用门槛周围的2%为带宽）。表2最后一列中的均值t检验差异结果表明，两组变量之间存在一些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尽管这些差异仍然非常小。当使用门槛附近其他带宽规模的分析时，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因此我们在分析过程中纳入了社会人口学变量进行控制，以避免统计推断的有偏性，并使用不同的带宽进行分析。
实证策略
文章使用了两个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为了验证公共政策如何对人口门槛作出反应，作者建构了回归模型（1）：
其中，Y表示一系列可度量的住房或财政政策。住房政策可用新增的房屋建筑许可的数量（包括公寓住宅、单户住宅、非住宅建筑以及房屋翻新的数量）度量，财政政策则使用收入税和财产税度量。文章的核心解释变量PopulationThreshold反映了某城市人口规模是否在特定的人口门槛附近，若在特定带宽内，则赋值为1；若在带宽外，则赋值为0。X为前述的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城市个体效应、时间效应以及城市人口变动趋势。文章假定，一旦城市人口规模临近重要门槛，处于门槛左侧的城市将颁布更多的房屋建筑许可并降低税率，以吸引人口的流入；处于门槛右侧的城市需要同样的公共政策，以确保选举年的城市人口不低于门槛值。因此预测β1在住房政策为被解释变量时0，而在财政政策为被解释变量时0。
为了检验公共政策何时对人口门槛作出反应，作者在方程（1）的基础上加入了选举周期变量，建构了回归模型（2）：
其中，当时间为选举周期的前1、2、3、4年时，Election赋值为1，选举的前5年和选举当年作为对照组，Election赋值为0。其余变量与回归模型（1）一致。
门槛周围是否存在聚集效应？
文章以人的绝对数量为带宽，展示了重要人口门槛附近的城市密度分布（如图2所示），发现门槛处的城市密度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突变，但城市密度的预测曲线表明，处于门槛右侧的城市密度有上升的趋势，且在城市重要人口门槛右侧约人处的城市数量最多。
住房政策作为被解释变量
图3展示了将不同指标衡量的住房政策作为因变量，0-5.5%（以0.1%为间隔）的带宽内，核心解释变量PopulationThreshold的估计系数及其置信区间。对于每一个被解释变量，左图为低于门槛值的样本，右图为高于门槛值的样本。文章发现，在住房政策中，仅有公寓楼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核心解释变量在带宽处于0.8-2.9%范围内的估计系数显著大于0，说明应对人口门槛的策略性公共政策主要体现在增加新的公寓建筑许可，因为相比于独户住宅和其他形式的建筑，集成式公寓显然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迁入。
财政政策作为被解释变量
图4分别展示了将个人收入税率和财产税率作为因变量，0-5.5%（以0.1%为间隔）的带宽内，核心解释变量PopulationThreshold的估计系数及其置信区间。对于每一个被解释变量，左图为低于门槛值的样本，右图为高于门槛值的样本。文章发现，就低于门槛值的样本而言，个人收入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核心解释变量在带宽处于1.2-2.6%范围内的估计系数显著小于0，并在0.05-0.09的范围内波动，说明处于门槛下方1.2-2.6%范围内的城市将会降低个人收入税率0.05-0.09个百分点以吸引人口迁入；同理，财产税的回归结果表明，处于门槛下方1.7-5.8%范围内的城市将降低18-20%的财产税率以吸引人口流入。
跨越门槛会使现任官员受益吗？
表3展示了市长是否重新当选与城市是否跨越门槛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市长是否能够延续任期与任期内城市是否跨越了重要的人口门槛没有显著的关系，因此认为政治激励（连任）不是城市跨越门槛的原因，那么其是否是策略性公共政策的原因（至少是之一）呢？
表4将样本按照市长连任与否，分别对各项公共政策进行回归，发现在策略性公共政策中，仅有新增的公寓建筑许可与市长的连任正相关，说明相信自己能够连任的市长，往往具有更强烈放宽住房政策的偏好。
策略性公共政策在何时作出反应？
使用回归方程（2），图5分别展示将公寓建筑许可、个人收入税率和财产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其中，公寓建筑许可作为因变量，高于城市人口门槛的数据因为缺失而未显示。结果表明，新增公寓建筑许可的住房政策会在选举周期开始前三年显著增加，个人所得税率会在选举周期开始前四年显著降低，而财产税率将会在前四年和前三年显著降低。
结论与讨论
本文评估了在不考虑数据操纵的情况下，城市政府是否、何时以及如何试图对人口数字施加影响，例如将城市人口规模置于法定人口门槛的理想一侧，从而导致地方官员人数和/或薪酬的增加。作者的主要发现有力地表明，地方政府似乎在策略性地运用其财政和住房政策来吸引更多居民。关于这些财政和住房政策行动的时间安排，作者还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模式。由于选举年的1月1日是有关人口门槛的正式“最后期限”，市政当局将重点放在这一日期，并在立法任期开始时开始发放额外的公寓建筑许可证和降低税率。此外，作者还观察到，策略性公共政策似乎主要由市长执行，他们（预计）将在下一个任期内重新掌权（因此预计将从跨越人口门槛中受益）。这些发现符合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市政当局接近人口门槛时，市政官员出于个人的、经济的考虑，进而采取的策略性财政和住房政策决策是影响人口规模的关键机制。显然，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检查是否也采用了其他机制，如开放日托设施（以增加该市对年轻家庭的吸引力）、建设老年护理中心、增加文化活动的数量，或接受更多非本地移民。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地方公共行政部门的寻租行为提供了新的证据，表明政治代理人对与个人经济利益相关的激励做出反应。重要的是，所施加人口门槛的外生性质以及作者对同一城市内政策发展的前后比较表明，本文的推断很可能是因果性的。因此，本文对大量关于政治代理和（自我）选择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了贡献。此外，鉴于发放住房许可证时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反映出住房政策中的地方问责性较低，说明本文结果与广泛的学术研究一致，即政治问责水平与政府腐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最后，本文的结果可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为当重要的人口门槛临近时，地方政府在授予建筑许可证方面可能会变得不那么严格。因此，可能需要更高级别的政府建立一个控制或问责机制，以防止在达到人口门槛时接受较低的标准。
同样，当地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也可能因税率降低和相关的财政收入损失而下降。此外，由于当地官员影响人口发展的动机在选举周期内发生变化，因此似乎需要更多的问责，尤其是在即将达到相关人口增长门槛的立法任期开始时。总的来说，中央政府应该意识到通过设定法定的人口门槛而产生的（不正当的）激励。虽然这些门槛通常被视为分配权力和金钱的公平机制，但它们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编译
扶摇
审核
林陌声
终审｜李致宪
Political理论志
前沿追踪/理论方法/专家评论
ID:ThePoliticalReview
原标题：《顶刊编译
城市人口规模、经济激励与策略性公共政策》